这是熊秉明的故乡，也是杨振宁心中「世界所有游子的故乡」。2003年，他终于离开居住了58年的美国，回到了这片有「甘蔗田，棉花地，红色的大河，外婆家的小桥石榴」的土地。
回国的第二年，82岁的杨振宁与当时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念研究生的28岁的翁帆结婚。接下来的舆论让人想起阿根廷影片《杰出公民》中的故事——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重回故乡之后，遇到的并不全是温情和善意。
94岁的弗里曼·戴森不明白在中国「为什么人们要对一位新太太抱有敌意」，他在美国从未听到关于此事的任何负面评论。作为朋友，他为杨振宁感到开心。「杨自己告诉我第二段婚姻让他感到年轻了20岁，我向他致以最温暖的祝福。我也认识他的第一任太太致礼，而且我确信她如果知道他有一个年轻的新太太照顾他的晚年生活，也会感到高兴。」戴森在回复《人物》的邮件里这样写道。
杨振宁回国后一直住在清华园胜因院一幢绿树环抱的幽静的乳白色二层小楼里，杜致礼刚去世的时候，朱邦芬曾去过杨振宁家几次，「确确实实他一个人生活很孤单。就住在那个地方，我看他晚上就是一个人，有时候就看看录像，看看电视。他自己也说，他说他不找翁帆，也会找一个人过日子，他不是太喜欢一个人很孤单地这么走。」
外界很难理解杨振宁与翁帆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感情。杨振宁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他与翁帆的婚姻：「我们是不同时代的人，婚后，我们彼此学习到一些自己以前没经历过的事情。」他们平时会一起看看电影，念念诗，也会有一些彼此间的小游戏——在逛博物馆的时候，两个人看的时候都不讨论，等出来后各自说出自己最喜欢的画，有时在家里杨振宁还会出数学题考考翁帆。
葛墨林夫妇与杨振宁夫妇一同外出时，注意到很多温馨的小细节。4个人一起在新加坡逛植物园，「走大概十几分钟，翁帆就说杨先生，歇一歇，找块石头，拿个手绢擦好，让杨先生坐那儿歇一会儿。」「杨先生那人你不知道，他有时候自个儿不能控制自个儿，一高兴，他就走啊，走得又特别快。」冬天出门，杨振宁不爱戴围巾，「不行，给他把围巾弄好，都捂好，衣服都弄好，穿好再出去。」
杨振宁也有很多让翁帆「心里觉得是甜的」的细节。在11年前的台湾《联合报》采访中，她随手举了两个。「有一回我们在日本，早上我病了，头晕、肚子疼，没法起床，振宁到楼下帮我拿一碗麦片粥上来，喂我吃（杨振宁在一旁插话：『多半时候，都是她照顾我。』）」还有一次在三亚的酒店，「他通常比我早起看报纸、看书。那天他不想开灯吵醒我，就到洗手间去看。我醒来后跟他说，你可以开灯的。」
翁帆的出现让杨振宁和当下的世界有了更真切的联系。他曾在《联合报》采访中谈到翁帆带给他的改变：「一个人到了八十多岁，不可能不想到他的生命是有限的，跟一个年纪很轻的人结婚，很深刻的感受是，这个婚姻把自己的生命在某种方式上做了延长。假如我没跟翁帆结婚，我会觉得三四十年后的事跟我没关系；现在我知道，三十年后的事，透过翁帆的生命，与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下意识地，这个想法对我有很重要的影响。」
